大航海时代 | 1633年中、荷海上决战

文 | 温骏轩            辑 | 尘埃  兆斌  毛毛

中世纪之前，由希腊、罗马文明主导的欧洲文明养成阶段，被称之为西方的“古典时期/代”，要是以此为标准套用在中国的历史时期，那就是“先秦时代”了。问题是，华夏文明并没有出现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那样的断层， 19世纪的中国，与周王朝时期的中国，在基本价值观和组织原则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。有的，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“修正”（修正在此是个中性词）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清王朝及其之前的历史时期，其实都是中国的“古典时代”。

好了，回到17世纪的台湾问题上来。大航海时代向环中国海地区的延伸，是中国固有地缘结构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冲击。尽管真正的改变，或者说对“中国古典时代”的冲击，要到19世纪中期，鸦片战争开启后才得以显现，但这次冲击对台湾海峡的地缘影响却是异常深远的。只是就当时之人来说，几乎不会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，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立足点，并由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；至于明朝政府方面，关注点则在于不要让这些海上逐利者，影响自己的大陆安全。最终的调和结果，便是荷兰人放弃已经被中央之国视为海上安全屏障，并划入行政序列的澎湖列岛，转而经营台湾；而明朝地方政府则默许中国民间商船，前往荷兰人控制的台南港口进行贸易。

看起来，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解决方案。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员们，不必再为帝国中央的问责而烦恼；荷兰人也得到了渴望的贸易渠道；至于那些在二者间斡旋的民间资本们，得到的则是中间利润。然而这种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，在郑芝龙接受招安之后，很快便被打破了。从大明官员们的固有价值观来说，默许荷兰人以及民间贸易在台湾海岸的存在，本身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。其无奈之处，在于此时的大明王朝，已经无力对海疆，乃至出海口进行管控。有记录表明，在郑芝龙被招安前夕，他所领导的海上武装集团已经成为了海上最强者，归附于其旗下的商船，被编制为五大商业集团，以针对不同的贸易方向。而那些未能向郑氏缴纳保护费，并领取令旗护航的商船，往往在出海后即遭遇其武装袭击。这一做法，甚至使得荷兰人为了减少麻烦，有时都不得不通过中间人向郑芝龙购买令旗（虽然并不常见）

现在，随着郑芝龙的身份转变，环中国海的主控权貌似又回到了明朝政府手中。虽然与以往大多数招安事件不同的是，郑芝龙的被招安，并非他已经决心洗白身份上岸，就此融入帝国官僚体系（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这一身份的认定几乎是最高追求）。郑芝龙所渴望的，是台湾海峡乃至环中国海贸易的主导权。至于与明朝政府、荷兰人，以及其它势力的合作，本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来进行选择的。在这一原则之下，郑芝龙在被招安前，既与明朝方面合力封锁过在澎湖的的荷兰人；又曾经受雇于荷兰人，袭击过西班牙船队；甚至还曾主动攻击厦门等地的明军，以彰显自己的实力。

尽管郑芝龙的归附形式不那么尽如人意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郑氏海上武装集团与明朝政府之间，达成了互利的合作关系。一黑一白两股强大力量的合作，很快便对台海贸易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。一方面，明朝方面觉得郑芝龙的归顺，使之有了重塑海上秩序的资本；另一方面，郑氏集团也希望借此打击竞争对手。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明朝开始严格限制前往台湾荷兰殖民地贸易的商船数量（1630年）。尽管此后荷兰人仍然试图通过郑芝龙，从中国方面获得足够的货源，甚至帮助郑氏集团打击竞争对手以示好，但在商品的数量、利润的分配上，郑芝龙已经完全操控了主动权。

郑氏集团海上垄断地位的形成，不仅让荷兰人的利益受损严重，也触及到了其它不属于（或脱离）郑氏集团的民间海上武装的利益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说郑氏集团具有浓厚的闽南地域性的话，那么他的反对者则显现出一定的广东背景。在习惯于相同地域背景结成同盟，并排挤其他背景者的情况下，这种意见上的分化并不足以为奇。

荷兰人希望台湾海峡贸易，重新回到多方争霸的局面，以让自己有更多选择；不服于郑氏的中国民间海上武装，则希望打破郑氏在中国海域的垄断地位。对现在海上秩序的不满情况，促成了这两股势力的合作。公元1633年5月，由荷兰军舰和中国海盗船所组成的联合舰队，开始战略性攻击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以及商船。选择这个时间点，是因为每年的5-10月是东南季风盛行的时段。那些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，将在接下来日子，陆续返航中国在东南沿海的港口。

之所以将荷兰人的行动称之为“战略性”攻击，是因为荷兰人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单纯的海盗行为获利，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对海上秩序的破坏，逼迫明朝方面坐到谈判桌前，以恢复到之前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。根据统计，总计有9艘荷兰军舰，以及50余艘中国武装船只参与了行动，对潮汕、厦门、金门等重要出海地进行了攻击。由于攻击的突然性，上述各地及停泊在港口内的明朝水师、郑氏船只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失。此后郑芝龙代表明朝方面提出和解意愿，同意眼睁眼闭的恢复与荷属台湾间的正常贸易往来。

然而攻击计划的顺利实施，无疑增强了荷兰人制霸海上的信心。荷兰人进而希望，明朝断绝与葡萄牙、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往来，将与西方的贸易独家授权给荷兰，就像之前日本的选择一样。问题是，如此重大的要求，就不是明朝地方官员和郑芝龙所能决定的了。更何况即使帝国中央批准了荷兰人的要求，已经从供给端的垄断中尝到了甜头的郑芝龙，也绝不会坐视荷兰人完成市场端的垄断。二者间难以调和的矛盾，最终演变成了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场海上混战。

公元1633年10月22日，地处福建金门岛东南料罗湾，成为了这场中、荷战争的最终决战地。

与荷兰方面60余艘船只的规模相比，以郑氏武装船队为主的明朝方面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（总计有150余艘船只）。然而战争从来不是比拼数量的游戏，与可以借助地形保护的陆地相比，海上决斗要更加的讲求火力，也更加的公平。好在自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入中国东南沿海以来，东、西方的交流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仅明朝军队学习到了佛郎机的技术，日本人也仿制出火绳枪。至于对丛林法则体会更深的“中国海盗”们，就更没理由拒绝先进军事技术了。

在郑芝龙的船队中，仅装备有西式火炮的船只，就与荷兰方面的船只数量总数相近（50余艘）。除此之外，明朝方面还征调、制造了数量不少于100艘的小型船只，以充作火攻之用。不过在实际作战中，这些火船中的大部分，在未迫近荷方军舰时就被击沉了，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。认定这一点，有助于消除虚幻的民族自豪感。

最终，凭借郑氏武装精良的西式装备，包括郑芝龙的经济刺激（如参战者每人给银2至5两，一颗荷兰人的首级50两），明朝方面取得了料罗湾海战的胜利。大半荷军舰及其全部的中国合作者被歼。客观的看，这场胜利与其说是中央之国的政治胜利，倒不如说是民营“企业”在机制上的优势体现。如果说荷兰人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，是通过“荷兰东印度公司”这样的现代企业机制来高效推进的，那么郑氏集团的野蛮生长，以及在海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，证明了如果有了宽松的土壤，中国人同样能够在大航海时代，爆发巨大的潜力。

料罗湾海战的胜利，不仅让明朝政府彻底意识到，郑芝龙的私人军队已然是东南屏障的事实，更一举为郑氏集团扫平了最后的海上竞争者。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的三重优势，让郑芝龙升级成为了环中国海贸易规则的制定者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郑芝龙会就此切断与荷兰人的经济合作（同样也不代表双方就不会再有武装冲突）。对于一名商人来说，不会拒绝任何能够带来利益的合作。只不过，被削弱贸易话语权的荷兰人，接下来将花费更多的精力，把台湾岛打造为一个生产蔗糖等经济作物的“生产殖民地”，以使得他们在亚洲的这个基地，具备更大的抗风险能力。

相比西班牙人将北台湾纯粹打造成贸易据点的做法，荷兰人的做法要精明的多，也要成功的多。至于郑芝龙，已经合法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他，亦没有必要再去和荷兰人，争夺台湾的控制权。然而，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，这一平衡再次被打破。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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